天水学府街，金色的阳光洒满街道。在仿古的文玩、字画背后，我们看到了一座器宇轩昂的大殿隐隐露出飞檐，从旁边的小巷沿围墙迂回到正门，发现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秦州文庙。

     与纪信祠里善男信女络绎于途、香烛烟气弥漫不同的是，天水文庙却是一派静穆、清雅的感觉。

     秦安文庙分前后院，前院落中的主建筑为崇圣祠。后院主体建筑为大成殿，两厢位于大成殿左右两侧两排长廊式的建筑，称为东、西庑，是供奉先贤先哲及儒家学派著名人物的地方。

     那么，秦州文庙会是相同的形制吗？

     在秦州文庙正门，首先看到了棂星门，往里看，一尊孔子的石雕栩栩如生，立于戟门之前，他双手抱胸，面容慈祥，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向人们传递着他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思想。

     棂星门，这完全是文庙的标配式的牌楼。它居于整个文庙的中轴线上。古代传说棂星为天上文星，以此命名意味着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象征着孔子可与天上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皇帝祭天时，要先祭棂星。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后人以汉灵星祈年与孔庙无涉，又见门形为窗灵，遂改为棂。”在宋代，文庙修棂星门，象征祭孔如同尊天。

     穿过棂星门，进入文庙院中，一棵国槐、两棵侧柏枝繁叶茂，散发着森森的清香。它们皆苍劲有力，如同老龙升腾。

     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文庙现存的规模已经很小了，古建也仅仅剩下戟门和大成殿两处。

     所谓戟门，就是在门前树有戟一类的兵器，以表示这是官署，一般在古时州学所在地，同时也是学宫，即主管教育和考试的官署，所以在它的门前立戟，以示尊贵。

     那座大成殿没有了诸多楼台亭阁的簇拥，如同一个帝王空自临朝，虽失势，但威严还在：坐北朝南，面阔五间，它的通长大约25米，进深五间，通宽近20米，重檐歇山顶，戟门面阔三间悬山顶……典型的天水古建，静静欣赏，美感十足。

     秦州文庙其他的建筑为何没有保留下来呢？

     按照清乾隆年间秦州知州费廷珍编修的《直隶秦州新志》载：“文庙在城内西南隅，上为大成殿，左为崇圣宫，台下东西两庑各九间，前为戟门，门外左名宦祠，右为乡贤祠，中为泮池，前为棂星门，外东西二门相对，门外为‘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坊。相传元代大德六年教谕粱公弼始创。”

     专家们考证，从元大德六年始建至1925年的600多年间，文庙先后维修了10次。上世纪50年代，文庙尚存大成殿、东西庑殿、戟门、西学宫、乡贤祠、名宦祠、崇圣宫、明伦堂、藏经阁等主体建筑，10年之后，拆除了文庙东面的名宦祠、崇圣宫、明伦堂、藏经阁等建筑。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旧城改造拆除了文庙西面的西学宫、乡贤祠及老师的宿舍等附属建筑，新建文庙商场。2004年，维修文庙和整治周边环境时，拆除了文庙的东西庑殿和大成殿东侧的一栋附属建筑以及戟门东边的一些古建筑。

     《直隶秦州新志》下判语认定秦州文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就一定准确吗？

     在文庙维修工程开始不久，施工方在落架大成殿的过程中，在大成殿东山墙内发现了两面铜镜。其中一面铜镜铸有纪年铭文：“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花押)提控运使高监造”；另一面铜镜无字无款，但铸有双鱼太极图纹饰。在山墙内放置两面铜镜，且有明确纪年和陕西东运司监造的文字内容，可以推测这两面铜镜可能是在承安三年修建文庙时专门放置的。承安三年，为金代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距今820年。如果文庙是承安三年时修建的，那就比元大德六年(1302年)早了104年。秦州志所记载的文庙始建年代就得改写了。

     前文说到文庙的庙学制，始作俑者应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四年(630年)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凸显了普及地方孔庙的官方意旨。原则上百姓不得任立孔庙，且祀礼位列国家大典，亦反映了孔庙的政治权威性。孔庙建筑于学校，明确了二者并立的不可分割，即所谓“庙学制”的真正确定和推行，如《唐六典》载国子监“庙干”职责为“掌洒扫学庙”，刘禹锡《许州文宣王新庙碑》载“洒扫有庙干”，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载“惟此庙学”等，均将庙、学相提并论。宋时“庙学”的使用频率已颇高，入元后更出现了收录窝阔台至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与之相关的奏章专辑——《庙学典礼》，证之已明确制度化；诚如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所言：“讲学道义，贵近庙庭。”

     到了清末，全国上下已遍布1560余座孔庙，秦州孔庙自是其中之一。孔庙的象征意义、祀典活动及建筑配置等，与城市的管理运作、空间组织及日常生活等复杂系统有着密切关联。

     说到文庙的选址，古人认为，若背靠主山，面对案山，必然科甲发达。

    案山之形，是指名堂前面的矮山，就像前面的办公桌一样，如同桌案，叫案山，比如几案、笔架、三台、三峰、天马、文笔、文峰等都是绝妙形状，即使所选地址无上述地理形状，亦可采用人工方法增加类似笔峰形状的突出点，或是建塔或阁，如文峰塔或者魁星阁等等，有各种多样繁复的借用形式，唯一的目的就是寄希望本地文运亨通，文人多入仕途，这些建筑或景观，共同编织了覆盖于城市肌体的教化之网。

     而秦州文庙的孔子塑像，立于山字形的基石之上，是不是也隐含案山的讲究呢？

     与此说法暗合的是天水从来都是人文兴盛之地。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中，来自秦国的就有三位：秦祖、壤驷赤、石作蜀。三人都是秦州人，听闻夫子山东曲阜聚徒讲学，千里迢迢，去孔子门下求学，后荣膺为七十二贤中的第四十、四十四、四十六位，被孔子赞誉为“授业身通者”之“异能之士”。他们学成返乡，宣传儒家学说，淳教化，易风俗。自此三陇一带文教大兴，人文蔚起，风范遗泽。于是后人统称“乡贤”，皆从祀文庙。

     秦汉以后，天水人才之多，更是称盛于陇右。随意列举几位，如东汉时的隐士姜岐，守道隐居，广收门徒，教授者满天下，有趣的是他还被后人敬为养蜂业的鼻祖；辞赋家赵壹，一生著述赋、颂、箴、书论、杂文共16篇，集成《赵壹集》2卷；祖辈六代研究经学的郭荷、精通《周易》的杨柯，从学者百人。战乱中避居陇右的《春秋》学大家开封人郑兴、专治古文尚书的茂陵人杜林、史学家班固的父亲班彪……他们在天水讲学多年，促进了当地儒学的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后世天水的文化名士更是不胜枚举。

     如今行走在文庙的学府街上，仍然感觉文庙就像是矗立在当代人心目中的一部博大而精深的古书。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汲取着它的微言大义，它的每一处都散发着恢宏而醇厚的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拜谒和崇尚圣哲的教育基地

责任编辑：紫娴